“北大旁听生”于仲达：虔心向学，问道学界

于仲达，安徽界首市人。青年作家、学人、文学批评者。自幼在皖北乡村长大，1974年10月出生。1998年7月毕业于安徽某大学中文系，后在皖北S城工作。2007—2012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哲学系和宗教学系学习。2013年春季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和宗教学系学习。先后关注的领域有新诗研究、鲁迅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基督教文学研究、佛道哲学研究、佛耶对话。著有《后鲁迅时代的求索》、《一个人的鲁迅》等。

于仲达，是一位在北大作为旁听生学习了五年的青年学者，从北大教授们的课堂讲学和著作海洋中汲取了不少知识与营养，但也从独立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他不想以批判的立场，横眉冷对那些恩师们，只是在精神和思想的领域进行探索和深究，从而提出一些反思。他说过：“我一直想做一件事情，就是给散落在民间里的精神兄弟做个精神档案”。

2005年5月，一个偶然的原因，于仲达结识了一个思想爱好者，那人住在北京香山，曾经在北大旁听过，于是于仲达就跟着他一同前往北大。2007年，于仲达到北京发展，业余有空，开始正式旁听。其实北大一直就有旁听的传统，他进去以后才发现，除了自己，在北大和清华还有其他旁听生，气氛十分浓厚。于仲达在北大哲学系上《圣经》哲学研究课时，30多个学生中的一大半都是旁听生，只有不到5人是正式选课的学生。

全书50万字，记录了作者2007年到2012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哲学系和宗教学系学习的情形，对于北大教授的精神状态和学术水平进行了个体化的生命观照和深刻的反思。

【专访】

问：促使您写这本书的动力是什么？

答：本书把持的标准是“精神世界的生命主体的人文关怀与精神安顿”，我自身的经历比较独特，少年经历历练，成长中一直敏于精神思考与生命探索，潜心为学，体悟生命本体，在熙攘的社会人群中严肃思考社会人生，对消费社会与中国当下人的主体精神的沦落，痛心疾首，并思考出路，着力于人文关怀与精神主体的“灵明”的建立。这个思路潜意识受到鲁迅先生的影响，贯穿于全书之中，就是：中和鲁迅、反思“知识分子”、消融自我和回归自性。

问：对于鲁迅精神的传承和误导，您在书中批判了几位北大教授，像钱理群、曹文轩、陈平原等人，您是觉得有必要指出来让学生们看清方向吗？

答：“批判”似乎欠妥，让人误解，不如改为“反思”或“批评”恰当。我对北大教授的反思，基本上是学理的角度，比如书中提到钱理群缺乏节制，曹文轩夸大美的作用，陈晓明、张颐武“食洋不化”，陈平原过分“学术”，孔庆东太“执”，还有一些哲学教授，夸大文化的作用等等。我所反思的都是以“知识分子”和“导师”面目出现在公共视野里的教授，而对于那些潜心学问的学者，十分恭敬。

比如钱理群，他当然是一个有激情、有思想魅力和具有演讲天才能力的人，为我尊敬。在2001年，我最初读钱理群，对我触动很大。作为现代文学研究学者，钱理群的贡献有目共睹，就不多说了。但是，他的问题需要正视。比如，由于缺乏系统的国学和西学造诣，特别是哲学、宗教和历史方面的知识结构，思想者钱理群已经病入膏肓了。钱理群所调动的思想资源，他的思考能力，他解决问题的方式，都需要站在更大语境下深入反思，反思某种单一精神资源的桎梏。这是读他书读者要警惕的。其次，启蒙者钱理群，不结合对具体生存境遇的改造，对一个不到30岁的年轻人一上来就先鼓励他自由思想，标榜什么不做官的“帮忙”与“帮闲”、商的“帮忙”与“帮闲”和大众的“帮忙”与“帮闲”，这些想法过于“天真”。钱理群这类文字可谓是泛滥成灾，有失思想者的理性。他的问题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

问：您觉得年轻人应该如何去更好的吸收前辈们的精神养料？

答：北大的本科生刚开始都要开设经典导读，中西的经典是源头，必须要返回源头开始。要带着尊重和敬畏去阅读，倒空自己，消融“我”。“会思考”跟“不会思考”，根本区别就是在于是否有节制性，能不能把自己的思想约束在适度的范围内。真正的学者，“学”和“思”之间是有一个过渡的。

问：书中为什么收录了这26位教授和学者？他们中间对您影响最深的是哪几位？

答：北大学习的几年时间里，我深深陶醉在北大深厚的文化氛围里。在我看来，北大是一个很好的思想平台，你可以在里面自由熏陶，自由听课，深入的思考，渐渐地，你的精神状态里就被激发了出来。

应该说，凡是我能坚持听课的教授对我多少都有些影响。高远东、吴玉萍、王博、朱良志、楼宇烈、何怀宏、吴晓东、曹文轩等对我影响较深。

问：对当今的知识分子您怎么认为？现在的知识分子与老一辈的知识分子有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答：有学有识，治学严谨，待人和善，不摆架子，不争名利，不支配他人，不网罗势力，坚持操守，不与人纠纷，是老一辈知识分子的特点，而这样的人在当今难说就能吃开。当今的知识分子，难以耐得寂寞，不再掩饰对利益的追求，利用大学这个平台迅速成名渔利。

目下，大学盛产“高知坏人”，这些人都是有知识的“聪明人”。社会危机，不是由笨人造成的，而是由“聪明人”造成的。所谓的“高知坏人”，大概就是这类人：过度精明，长袖善舞，头脑聪明，受过良好教育，却不怎么讲诚信和责任，却精致利己，不讲公德和社会责任。这种人越来越多。

问：您的文章基本上是把对象和他们的著作结合起来研究，有没有发现真实的人与文章有无什么差别？

答：真实的人与文章，有时候是分裂的。明明是个投机的家伙，但文字里自诩“知识分子”，大谈对社会的“担当”，说的是一套，做的则是另外一套，蒙蔽众生；明明冷漠、狭隘、自私，但文字里却是悲天悯人，心胸宽厚。可以这么说，一些人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某种意义上来说，书读的愈多经常写文章的人，就执着的愈深。执着什么？名、利、色，执着自己的身份、事业、成就、声望、见解、专业和导师。他把内在的心态架构在一种执著、意识的分别、刚强的自我主义之上，并且希望长远的保护这种自我意识。由于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他对一切环境的存在就会产生一种本能上的分裂。

问：您书中的苦寒斋是您的书房吗？为何取这个名？

答：人生的忧苦和世态的寒凉，是我深切的感受。故取此名。在一个没有宗教背景的国度，如何清洗生命中的阴影健康地绽放？佛曰，这是个充满缺憾的娑婆世界，回头证真方为彼岸。

问：您书中有很多关于“佛”学的篇章，您觉得哪位先生说的是切中佛学真义的？

答：最近几年，伴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我对佛法的兴趣越发浓厚起来。学术与悟道一定要结合起来，否则就会纠缠于名相当中。

佛教讲究解行合一，修行不能仅仅凭借善知识的摄受。大师只是帮我印证而已。解空与悟空不一样。不仅解悟，更要自性自悟。“知解宗徒”可能在大学，或者说“学”也许在大学，“道”肯定不在大学。目前，大学里难说就切中佛学真义。

禅宗有一句话，叫“开口即错，动念即乖”。那些开悟的大德，他们的本性、内在里面有大智慧，是不会轻易掉进问题的陷阱里去的，更不会喋喋不休说个不停。《圣经》上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六祖大师说，“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知识分子”特别爱执着自己的见解，就是所知障。既折腾别人也折腾自己，弄得自己很痛苦。所以，我建议多听听法师的讲道。

问：在北大旁听时，给您印象最深或最难忘的事是什么？

答：在北大哲学系、宗教学系，有一群特殊的老师，他们用生命的魅力感染着我。不知不觉之间，他们影响了我，改变了我的精神气质，从每一位听过课过的老师那里，我都或多或少地学到了一些东西，不仅仅是学问，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滋养。从这儿，我由文学、哲学、基督教转入佛法，然后悟道，生命完成了圆融。
问：接下来在写作上有什么打算？
答：2014年，我的写作重点就是完成文集《后鲁迅时代的精神求索》，本书以感悟的方式，对当代颇具鲁迅气质的学者和作家进行一种散点透视，是文学史、思想史的一次有趣的求索。此后深入钻研佛法，再完成《鲁迅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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